用“国家大事”掩饰自身失误者，未必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

这几天，网络上又出现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论。理记与罗永浩之间的冲突升级了。虽然互相争执并不罕见，但理记的做法却格外引人注目——他坚定地指责罗永浩是“贪婪的中介”，在为腐败官员提供利益输送，甚至把公安部门和纪检也卷了进来。这番话一出，争吵的性质便迅速演变为带有刑事性质的指控。罗永浩对此迅速反击：先提起投诉，再发起诉讼，表示如果微博不处理此事，他将一并对其提告。那么，结果如何？理记竟然陷入了沉默。当网友在评论区催他继续披露信息时，他居然回应称：“明天有国家大事发生，不想与之争热度，过几天再看看情况……”这种话听起来是否耳熟？像是什么时候打架输了后威胁说“我叫我哥哥来”，可是接下来就再也没有下文了？

在这次事件中，值得我们深思的不仅是理记的怯懦，更在于他身为“勇者”却又假装坚强。起初，他声称罗永浩是“贪婪的白手套”，这显然是极其严峻的指控。如果确实有证据在手，理应勇敢站出来，进行举报或报警。但结果却是，连一点证据都没展现，就先为自己找了退路——引用“国家大事，不能抢热度”。这就如同在酒桌上猛拍胸脯说“我来搞定这一切”，可当第二天别人来找他时，他却以“最近国际局势不稳定，稍候再说”作为借口。这难道不是无赖行径？

更让人厌恶的是，理记早已不是第一次如此行事。翻阅他的发言记录，遭到质疑时，他总会拿出“国家大事”作为挡箭牌。这一招确实“高明”——一旦以这面大旗为理由，谁还敢催促？若是催促，便被指责为“不懂大局”，质疑的人更是被贴上“不关心国家大事”的标签。这样加诸他人身上的道德压力，普通人自然难以招架。

理记这种操作的本质是什么？便是利用公共而严肃的国家叙事，为自己的言行不当做遮羞布。的确，国家大事重要，但国家大事从来不是要求人们闭嘴的理由。反而，正因为国家大事具有重要性，公民越应在法律框架内行使监督权。如果有人在进行利益输送，那在“国家大事”面前，揭露问题更为重要，而不是以“国家大事”做为逃避的理由。理记的逻辑是：国家面临紧要大事，因此你不能催问我，这究竟是何等荒唐的逻辑？就像邻居家在楼道里堆放垃圾，你试图提醒时，他却告诉你“最近全国两会，要你别来烦我”，这说明他根本就不在乎两会，而是在利用其作为遮掩自己的手段。

诚然，经受法律风险的普通人会感到恐惧，理记若真的遇到被罗永浩起诉的情况，感到不安是极其正常的。怯懦并不可耻。可耻的是，怯懦之后还要扮演“为了国家利益而不计较”的角色。这不仅显示出他是一个逃兵的同时，还想获得勋章。他可以承认对罗永浩的恐惧，也可以坦言自己没有证据，愿意道歉删帖，但他却偏要假装自己手握重权，让一切听从他的安排。更滑稽的是，他竟然想要界定公众何时可以爆料，仿佛国家大事是他的行程安排表，随心所欲。

最终，理记口中的“国家大事”是否真心关注，令人怀疑。真正关心国家大事的人，绝不会用国家大事来掩盖个人的窘境。真正具备大局观的人，不会轻易通过口嗨来炒作以消耗公众的关注。具责任感的人，更不会在放出狠话后，又用“国家叙事”来为自己寻找借口。实际上，理记所关心的，从始至终都不是国家大事，而是如何在不承担风险的前提下，尽可能多地获取流量。他找到一个他人不敢质疑的理由，然后用作遮羞布。至于这块遮羞布下到底隐藏着什么——是他的软弱、失信和无能——他完全不在乎。

归根结底，像理记这样的人，就是典型的道德绑架。他将个人口嗨后果与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，将自己的窘境打包成“为大局考虑”的姿态。说穿了，这种伎俩根本就是流氓行为。地痞流氓在收了保护费后不务正业，还会用“最近风声紧，稍候再说”作为借口。理记则在吸引流量和眼球后，被追问时也是以“国家大事”为幌子回应。区别在于，地痞流氓至少不会臆想出一座勋章。

最后，想对理记们说，怯懦并不可耻，普通人在面对法律风险时心生畏惧是正常的。但可耻的是，在怯懦后还要伪装勇者，逃避后还要立牌坊，更以国家大事作为自己的懦弱与投机的盾牌。理智的人都能明白——你越用“国家大事”作为掩护，越证明自己手中毫无底牌。